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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韓國影視劇在全世界叫好,全靠敢拍?

    2022-06-06 02:08 發布

    幕后 | 導演制片


    |《寄生蟲》劇照

    擺脫了枷鎖之后的韓國電影,根本不存在敢不敢拍的問題,重點是如何拍好。

    作者|徐圖之

    韓國史學者

    剛過去的5月,對韓國電影來說,是個悲喜交加的時節:5月7日,演員姜受延病逝,年僅55歲;5月18日,電影《犯罪都市2》上映;5月29日,電影《掮客》及《分手的決心》分別榮獲戛納國際電影節最佳男主角獎及最佳導演獎。5月30日,CJ集團宣布,今后5年將投資12萬億韓元(約670億元人民幣)到影視行業。
    這四件事具有重大的標志性意義:
    姜受延在1987年以《借種》成為威尼斯國際電影節最佳女主角,是韓國電影史上第一人,從此韓國電影為世界所矚目,她此后還擔任釜山國際電影節執委會主席,對韓國電影界貢獻良多,因此林權澤、李滄東、宋康昊等著名導演、演員紛紛在葬禮上為她送行;《犯罪都市2》則是新冠疫情發生兩年半以來最賣座的韓國電影,上映兩周觀眾突破七百萬人次,接下來很可能沖上千萬人次大關;今年兩部戛納獲獎影片則是《寄生蟲》 奪得2019 戛納金棕櫚獎(最佳影片)及2020年在美國奧斯卡四項大獎兩項提名之后,韓國電影再一次揚威國際;CJ集團,則是這三部獲獎電影的投資及發行商,此次投資計劃預計為韓國影視界新增15000多人的工作崗位。 
    此外,在世界各地影院因疫情而紛紛關門之際,韓劇《魷魚游戲》在線上播放平臺Netflix點擊量稱冠,也最大限度地將韓國影視推廣到全球近兩百個國家及地區。 
    當然,影視劇并非韓國內容產業的全部;韓國還有風靡全球的BTS音樂、《單身即地獄》等綜藝節目、正在發力的漫畫、小說等作品。

    謊言年代:投資人不關心韓國電影

    這一切的發生,并非是伴隨著韓國經濟發展的必然結果。
    1960年代末-1990年代中期,香港、臺灣、新加坡、韓國經濟起飛,被稱為“亞洲四小龍”,其中只有香港電影在世界上特別是亞洲有巨大影響力。而韓國在1972年進入樸正熙一人獨大的“維新”體制后,則是政治氣氛最壓抑的時代;《電影法》修訂后,全國只剩下14家電影公司。

    | 《借種》劇照
    姜受延主演的《借種》,導演是林權澤,拍過逾百部片子的他作為元老,經歷了韓國電影由衰轉盛的全過程:1961年入行,“光是在六十年代就拍攝了五十多部作品,都是些用謊言制作的電影”,他指的是根據流行的大眾小說改編、單純以票房為目的的片子,當時不像現在靠投資人的錢而是拿地方發行人的錢拍,在地方總沒有虧本;后來拍《族譜》、《歪鼻子》等嚴肅電影,卻票房慘淡。 
    這跟那個只有14家制片商的時代環境有關:由于競爭者少,所以不管引進什么外國片都會賺錢,但當時韓國政府嚴格管制美元等外匯流動,要先拍攝一些“國策電影”配合政府宣傳、符合《電影法》規定的義務才能拿到配額,而且獲得大鐘獎等官方獎項還可以多拿一張配額,所以制片人均為配額而拼命,無暇關心韓國電影。
    到了1980年代,全斗煥掌權推行奶頭樂“3S政策”(Sex、Screen、Sports),電影又成為消磨國民特別是年輕人斗志的工具,因為電影院播的大部分都是刺激官能的情色片。在靠謊言混日子的年代,林權澤一度苦惱得想死:“很希望像好萊塢電影一樣提升我電影的水平,但那并不是僅憑我自己就能做到的事情,而是需要有資本、人力、基礎設施等樣樣具備才行,所以我很快就意識到,那是可笑的想法”。
    然后,他覺悟到:“應該制作只有韓國人才可以制作的電影?!?/strong>
    于是,便有了以《曼陀羅》為轉型標志的“林權澤式電影”,包括《借種》、《揭諦揭諦婆羅揭諦》、《西便制》等。其中,電影《太白山脈》最能代表時代氛圍的轉變:該片根據作家趙廷來同名小說改編,講述朝鮮戰爭中受朝鮮指使的南朝鮮勞動黨游擊隊在韓國的經歷,在當時是一大禁忌。林權澤回憶稱,在盧泰愚總統執政最后一年(1993年2月24日離任),政府看了劇本后派人打電話來說:“如果您現在要開拍,我們哪怕動員公權力也要阻止。一年之后,政權更迭之后再拍吧?!?/span>

    | 《太白山脈》劇照 
    結果,《太白山脈》在1994年金泳三文民政府任內公映,僅在首爾就有逾百萬人觀看。當年,韓國電影在各地由部分電影院獨家發行,首爾其他影院還不能上映該片。
    開放時代:與資本合作沒什么好怕的
    從1987年開始,韓國開啟了民主化,以《借種》威尼斯獲獎為契機,“只有韓國人才可以制作的電影”,也逐步走向了世界。到了1998年金大中政府上臺,不僅向韓國人開放了封殺幾十年的日本文化,進口美國電影配額問題也在電影界集體削發抗議后協商達成一致,原來對電影的種種限制也在修改法律后被解除;不過,《國家保安法》仍限制以拍片等形式明目張膽贊揚朝鮮政府體制及其領導人。其實這種電影在韓國拍了也沒觀眾。此外,電影分級制,也建立起來。 
    金大中給由國家安全企劃部更名的國家情報院題辭“情報即國力”,韓文中“情報”一詞的范疇比中文廣泛,不僅指軍事政治經濟情報,也包含日常的文化生活資訊信息等內容。韓國的計算機互聯網網絡,也從那時走在了世界前列。文化立國的方向,大抵成為朝野共識。
    更重要的是,以前對韓國電影毫不關心的民間資本進入這一行業。 
    1999年上映的大片《生死諜戰》,就是三星投資拍攝的倒數第二部電影。亞洲金融危機令這些韓國財閥收縮戰線,非主要業務如電影產業則由諸如CJ集團接手,該公司是本名為“第一制糖”的食品企業,從三星獨立出來后以影視制作發行為主業。

    | 《生死諜戰》劇照
    CJ副總裁李美敬是美國哈佛大學畢業的東亞研究碩士,據稱在留學期間對好萊塢的運作頗有了解。由這類專業人士投資發行電影,避免了指手劃腳瞎指揮、干涉電影具體拍攝,保障了韓國電影人的獨立創作。于是,“刺殺總統、羞辱財閥、攻擊黑道”這些以往想都不敢想的場面,從1990年代后期開始在韓國影視劇中紛至沓來,也沒有被投資人罵“吃飯砸鍋”之類的話。
    其實,即使像李滄東那樣比較獨立的韓國導演,在1980年代曾以寫小說為主業,只是那類抵抗小說在1990年代已沒有多少讀者。轉行拍電影的他,在出道十多年后,還曾為財閥錦湖集團創始人寫過一本傳記小說;拿了資本家的錢,也并不影響他拍獨立電影。 
    從那時起,中國觀眾對韓國“好敢拍”的刻板印象似乎流傳得越來越廣,好像韓國電影好看只是因為它敢拍。其實,這是一個誤解。 
    在國際影展得獎就能確保國內票房?
    擺脫了枷鎖之后的韓國電影,根本不存在敢不敢拍的問題,重點是如何拍好。在硬件、軟件俱備后,韓國電影人并沒有躺在對好萊塢大片的限額保護機制下睡大覺,他們既不排斥讓外國電影進來,也沒有固步自封只耕耘自家的一畝三分田,最后拿出的成績單足以自豪:在韓國電影史上票房前十位的觀眾過千萬人次的大片中,韓國國產片占七部,美國片僅三部;在每年的發行數據上,韓國片也基本上勝美國片一籌。 
    這并非是原來不喜歡國產片的韓國觀眾突然變得愛國,而是他們在觀賞世界各國電影之后發現,新世紀的韓國電影品質并不差。而且,對韓國國產片的評價也并不放低標準,以國民演員宋康昊主演的大片《麻藥王》為例,觀眾只有186萬人次,門戶網站naver平均評分只有7分多。糟糕的劇本加上販毒組織頭目這一大角色,并不適合演慣了小人物的宋康昊,觀眾自然就不買賬了。

    | 《麻藥王》劇照 
    宋康昊此次在戛納電影節“稱帝”后,謙虛地發表他出道31年的獲獎感言說,“沒有演員是為了拿獎才演戲的,因為不斷挑戰許多好作品,受邀參加最棒的影展累積經驗而獲獎的過程非常有價值,令人感到既幸福又榮幸”。但有人未必這么想,有不少電影人特別是導演,可能拍片就是沖著要在國際電影節得獎去的。比如韓國已故導演金基德,生前拍的電影曾在柏林、戛納、威尼斯這三大電影節獲獎,但在韓國國內屬于非主流作品,票房成績一般,評價也較差。他的電影或許能滿足歐美評委的獵奇心理,但對韓國一般人來說往往不能接受。 
    對此,韓國電影界是很清醒的:首要任務是服務于國內市場,國內市場才是最重要的;如果丟了國內市場的主導地位,即使在國際影展獲獎,也只是一場虛火;電影缺乏國內觀眾消費的話,投資資本也會跑路。
    電影即使在國外被抵制,只要國內基本盤穩固,問題也不大。此次在戛納獲獎的兩部電影,將分別于6月初及月底在韓國公映,能否像《寄生蟲》那樣俘獲千萬觀眾的心,還需要觀察。 
    另外需要指出的是,近些年來韓國電影揚威國際,更多的不是靠電影節有限的幾場點映,而是向各國/地區賣版權之后贏得的口碑。 
    韓國電影的缺點與隱憂
    韓國電影,并非沒有缺點。韓國式的好萊塢電影工業模式確立之后,作品有逐漸模式化之勢。電影《釜山行》之后,“僵尸”似乎成為不少韓國流行大片的標配,甚至蔓延到古裝韓劇《王國》系列,網飛的類似作品也令觀眾出現疲倦感。 
    另外,電影發行似乎越來越兩極分化。觀察最近票房前十位的電影,第一名是第二、三名日均票房的十倍以上,而后面電影則每天只有幾百至數千人觀看。 
    而且,韓國紀錄片的偏頗與陰謀論營銷也令人不安。以目前票房排名第三的《我是曹國》一片為例,該片聚焦被文在寅任命為法務部長官的曹國引發進步和保守派各自集會的爭議,雖然曹國因家人被大法院終審裁定有罪而辭職,但該片顯然是為他鳴不平,認為他被以時任檢察總長尹錫悅為首的檢方針對性調查。在公映前,該片在網上發起眾籌,聲稱由于尹錫悅已當選為總統,三大電影發行商旗下院線迫于壓力都不敢播放該片,結果這種哀兵賣慘的話術竟然奏效了:5萬多人響應,最后募得26億韓元資金,是原計劃的50倍。 
    其實,要在韓國院線上片,最主要的是要有錢給發行商。否則,在疫情尚未消失的情況下,很難保證上座率,何況紀錄片的票房一向不如故事片。但在韓國粉絲政治大環境下,仍然有曹國的鐵粉為之買單。不過,這種情況是不可持續的。

    | 《我是盧武鉉》劇照
    2017年盧武鉉粉絲拍的紀錄片《我是盧武鉉》有185萬觀眾,今年拍他的故事片《夏爐冬扇》卻只有1565人次觀看。另外,其他幾部在今年總統大選前后上映的金大中、文益煥及《韓國總統》政治人物紀錄片,觀眾只有屈屈一兩千乃至幾百人次。
    而且,這幾年就算是由大公司投資拍攝的諸如《南山的部長們》、《鄰居》和《造王者》,這類傳統以題材取勝又有演技派明星主演的政治驚悚片,票房也未如人意,韓國電影的題材決定論也遇到了挑戰。

    不過,以五千萬韓語人口而言,韓國電影電視劇以一小語種而取得國內片壓倒好萊塢大片、然后又反攻美國歐洲乃至全球市場,并且叫好聲不絕,實在不能不讓人承認是一大奇跡。任何想在影視方面有所作為的國家創作者,都不能熟視無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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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來自微信公眾號:風聲OPINION (ID:ifengopinion),系鳳凰網評論部特約原創稿件,僅代表作者立場。主編:蕭軼,作者:徐圖之(韓國史學者),題圖來自:《寄生蟲》

    原文鏈接:https://mp.weixin.qq.com/s?__biz=MjM5NjIxMTcwMA==&mid=2649787514&idx=1&sn=e64619ca09894603eaf6df2f2851b145&chksm=bee892e1899f1bf7e82fdb8cb7324e2e3a57d356a3710018eb28852daaa3e59dda81a89132fd#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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